茶山夜话丨机械和生态，可控和失控

亨利·福特是从1913年4月开始实验他的“生产流水线”概念的。在此之前的那一年，福特售出了16.8万辆汽车，整个工厂忙得人仰马翻。

我们大概已经很难想象，在没有流水线参与的一间汽车制造厂里是个什么场景，无数的零件散落在各处加工，最后要凑到一个指定地点去总装，川流不息的工人们带着大型零部件在忙碌的工厂里穿行，不仅效率低，而且危险。

流水线的发明使得工业生产的基本理念为之陡然一变。过去人要带着零件到处动，现在人可以不动，让零部件自己动，自己跑到工人面前来。

更重要的改变是行业分工继续细分，一直细分到了末梢。原本一个工人需要花费20分钟时间组装一个飞轮，流水线把这个组装流程分解成了29道工序，时间缩短到了7分钟。原本一个底盘的装配时间是12小时28分钟，一举缩短到了1小时33分。

工业生产对于效率的追求永无止境，流水线是一次革命性的提升，由此塑造了之后的基本形态。流水线发明后的一百多年里，大规模生产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我们今天用得起的工业制品，功能之强大，价格之低廉，是百多年前的人做梦都想象不到的。

从工业化屠宰到生产流水线 

跟所有的发明一样，没有什么是凭空冒出来的。生产流水线这个设计的创意源头，来源于当时兴盛起来的工业化屠宰。亨利·福特直言他的创意是受到了芝加哥肉类加工厂的启发，无非屠宰场是把整头的牛分解开，变成一堆堆的“零件”，而汽车厂是要把一大堆的零件组合起来，变成一件完整的产品。

所有人类的“发明”，都相当于是人类“学会”了一项新技能。当我们学会了用流水线这样的方式生产，我们就再也忘不掉了。流水线不仅只是一种生产形式，它背后还有一整套的思考方法，我们将之举一反三，后来应用到了所有适用于大规模生产的部门。

二战时期美国出了另一个亨利，叫亨利·约翰·凯萨（Henry John Kaiser），把生产流水线应用到了造船业，将美国舰船的下水速度提升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1942年11月8日是个星期天，SS Robert E. Peary号重达10500吨的龙骨被安置到船坞上开始装配，到了星期四这艘船就启航开走了。全世界都惊呆了。

这种“惊呆了”的心情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我们人类从茹毛饮血开始，拥有的是一副在自然界中堪称孱弱的身躯，却要面对从真菌到巨兽、从沙漠到雨林、从极寒到酷热的各种环境，每一种都能轻易弄死我们。

据说人类的能力在自然界中只有长跑一项还算可以，其它统统不行。（我个人很怀疑这种说法。对我而言，跑几步赶公交车在痛苦感和体力上对我都是极限了。）这么弱小的物种，因为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居然让自己拥有了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当然是会令我们自己都“惊呆了”的。

现代人的能力和迷信 

我们现代人拥有着神话传说里神怪的能力，做到了以前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都不用说远了，想象一下一个从清朝穿越过来的人，他要怎么才能理解现在的这个世界？

在一天时间里，在地面上我们可以穿行上千公里，或者飞过半个地球；我们可以随时跟世界任何角落交流，而且还能看着对方交流；我们吃着这个季节不应该存在的食物，在高耸入云的大厦中工作或者居住；我们不必在乎什么气候什么朝向，我们可以生活在室内温度恒定的空间里……

他肉眼看不到的部分是，我们头顶的太空中始终有人类在活动；我们已经登上过其它星球，还可以毁灭自己的星球，数百次。获得了这样惊人成就的人类，当然会迷信自己，很多时候甚至会迷信到以为自己是万能的。

这种迷信，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认为自己掌握了万能的方法。我们非常擅长机械思考这种模式。一个不论多么宏大的工程，我们都能设计出清晰的实现路径，并且在动手之前就能估算出所需的时间、人力和资源。剩下的，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去应对一切横生枝节的意外，去尽快地、尽可能高品质地实现目标。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用一支铅笔讲过后来被奉为经典的一段话，歌词大意是，没有一个人能独立生产一支铅笔。一支铅笔的生产，可以一直追溯到采矿和伐木，分解到每个具体工种，一切都是机械思考可以解决问题的部分；但是把所有元素整合在一起的，却是不需要中央控制系统的市场力量，所谓“看不见的手“。市场的运行不是机械的，是另一套思考模式，叫做“生态”。

另一套思考模式，生态 

在过去十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数的乡村建设项目在中国各处落地。我们出色完成了机械部分的工作，建起了很多房子，改造了很多环境，然而真正能够实现设计目标的……我都说不上有哪个。一轮特色小镇热潮，留下一地没有人的房子，问题可能就出在对生态思考模式的不擅长。

开源软件运动先驱埃里克·雷蒙（Eric Raymond）认为软件有两种开发模式，分别是“大教堂和市集”。很显然，“大教堂和市集”是从每个人都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借来的一个比喻。

埃里克·雷蒙提出的甚至不是一个观点，而是一个常识——一个小镇的构成，是两种不同力量相互合作的结果，大教堂代表了自上而下的中心化的方式，而市集则必须用自下而上的生态的做法，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大教堂的建造，必须要有顶层设计，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惟有此，才能建造起一座巍峨宏伟的建筑；教堂门口的市集则完全要用另一套逻辑，必须要由众人一起参与，依靠去中心化的生态模式。

我们的特色小镇们在建造大教堂部分完全没问题，但不知怎的总想要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对付市集，搞垮之后还一脸茫然想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机械方式和生态方式之间的差别，我喜欢用的一个说法是——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具备所有的条件，我们就能够设计出一个方法，最后装配出一部功能完备质量合格的苹果手机；但是用这样的思路，用尽天下的财富，也装配不出一颗可以咬一口的苹果。我们面对的问题并不总是机械的，总有一些问题是靠机械方法不能解决的。比如小镇中的市集。

然而，迷信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所谓迷信，就是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就是偏执地相信自己的相信，因而当遇到问题时，当发现自己的方法不管用时，通常不是去审视是否方法出了问题，而是用原有的方法，再加大力度。太多人会从技术上去评估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好，而很少人会去考虑是不是根本没做对。

生态的核心是失控 

生态的路径本质上跟机械方式差不多正相反。机械思考指引着人们追求结果，过程只是不得不忍受却又不能不接受的一个因素，因而一切能够缩短过程的做法都是被鼓励的，因为这提高了效率。同理，在追求结果的过程中，一切意外都是不受欢迎的，都是被视作干扰的，都是影响效率的，因而要强力控制杜绝干扰发生。

在机械方式中，目标要清晰，计划、控制是操作手法的核心。而生态的核心是失控。

一个生态系统的育成，不仅要做对事情，还要给够时间。生长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揠苗助长是不可取的，时间是个不可替代的要素，时间不是敌人而是朋友。

同时，生态是欢迎意外的，那些未曾计划、出人意料的扰动，有时候会成为创新发生的缘由，有时候则会促进生态的韧性——尼采的那句“凡是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放在生态语境里也是真理。

强力控制和放手失控，正好是两种操作方式的写照。前者能够毫厘不差地把人类送进太空，但如果要建设一个充满烟火气的繁荣小镇，不能缺了后者。

在看过那么多的乡村案例之后，我们越来越清晰的一个结论是，用城市里行得通的方法和手段来对付乡村，在底层逻辑上存在一些严重冲突，其本质就是机械和生态的差异。

这也使得我们越来越相信，那些能够改变乡村的力量大概率不会来自窗外望出去是水泥森林的地方，乡村生活者至少能够理解生态思维的可能性要更高一些。

茶山夜话专栏

本专栏作者许崧是长居大理的旅行作家，社区研究者，DNA（安吉数字游民公社）和ACDC（安吉创意设计中心）项目召集人。许崧将在这里持续和大家探讨用创意设计解决乡村问题的可能性。

封面图：聂小闲拍摄于DNA数字游民公社门前的横山路

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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